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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认定杨非，愿意与之不离不弃休戚与共的，是他对婚后的态度。晚自习后，接近夜里十点图书馆关门时，我们相约一起去学校的操场转几圈，或者在小树林的长椅上坐着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他最不耐烦管些家庭琐事，以后工资卡交给我保管好了；要是我和他妈闹矛盾，他将保持中立。一个是经济大权，一个是婆媳关系，他在这两个最敏感、最核心的问题上都表现得如此令人满意，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绝顶好男人，没想到被我碰上了，我还有理由犹豫吗？

        可是我们裸婚之后没多久，杨非就颇有些自负地对我说，我看上的是一只潜力股。我隐隐有些不快，好像我捡了个天大的便宜似的。据我冷眼看来，在他读博期间，他的好多师兄弟跟女友或老婆都是有始无终，半途而散，他们不一样是潜力股，甚至已经是实力股了吗？为什么他们没有一起走下去？根本原因在于，她们都只想收割果实，而不想奉献。一旦他们写不出论文，延期毕业，她们就怀疑他们的能力，想另觅高枝。其实她们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，不管在哪所名牌大学，都总会有几个博士延期毕业，甚至无法毕业的，谁知道自家的那位会不会摊上呢？

        学校原本规定学制三年，但他的近十个同门师兄弟中，只有一个是按期毕业的，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他会延期，只是没想到他会延期两年，但我依然艰难地忍下了。在这五年间，我因为所学的专业基本用不上，工作不那么如意，所以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的日子过得分外窘迫。父亲起初听说我找了个博士男朋友，感觉还挺有面子的，他以为一考上博士就等于发了大财，每次打电话过来，没少旁敲侧击地向我伸手要钱；后来听说杨非延期毕业，又转了风向，说现在很多博士都是混文凭的，根本没有真才实学……我被他搅得心烦意乱，尽管嘴上对杨非没说什么，但脸色也没多好看。

        好不容易熬到论文答辩完，看看可以毕业了，我们长期以来绷紧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。可他却并不急着找工作，而是在网上晃荡，或者观看他最喜欢的世界杯。我催他快点向全国各地的高校投简历，他却说找不到工作没关系，反正他还可以去华亭交大读博士后，缓冲两年再找。我一听就感觉不对劲，华亭是全国著名的高消费城市，而他在华亭交大一年的科研经费只有区区5万，这点钱连自保都不够，更别提养家了。再说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，男的不显老，哪怕再拖上个十年八年也没事，女的就只剩下青春的尾巴了。不是有人说过么，三十岁的男人一枝花，三十岁的女人豆腐渣。不知不觉，我就到了豆腐渣的年龄。

        见他完全没有组建一个小家庭的打算，我感到很无奈，却又拿他没办法。我在他身上已经投资了五年青春，总不能就这么放弃吧。常听有人说，人在感情中应当及时止损，一发现苗头不对，就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，与对方一刀两断。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！真正身处其中的人，往往更像个赌徒，哪怕连裤子都输掉了，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再借一笔钱，最后赌一把，结果只有越陷越深，不可救药。像张爱玲那么一个玲珑剔透的人，摊上花花公子胡兰成之后，还不是低到尘埃里，至死都放不下？她的尘埃里又何尝开出过花来！庸碌如我辈者，又如何能够真正放下？

        我只好尽最大的努力帮他找工作。这样也好，他本来是北方人，要是他自己找工作，没准会把简历投到北方的一些城市，万一在那儿定下来，我不适应怎么办？所以还是宁可我自己辛苦一些，投往自己喜欢的城市。我自幼偏爱吴越文化，因此将这个大致范围的高校，上自985、211名校，下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专科院校，甚至私立、野鸡学校，全都地毯似的搜刮了一遍。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，连水花都不曾溅起一滴，只有这个吴越农学院肯收留他，没得挑，只有人家挑他的份儿，最后只好定在这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手里所有的钱一下子交了半年的房租，一分不剩了，连暑期两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，他只好向学院借了万把块钱暂渡难关。可他刚把人事关系转到吴越农学院，连第一个月的工资都还没拿到，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个三千块的Ipad和一台一千多块的相机。我感觉他是疯了，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是借的，而他却大手大脚花这么多钱一下子买了这么多奢侈品，往后可怎么得了！当我责备他时，他却一脸的满不在乎，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对他的认识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他先前那么长时间的隐忍克制，只不过是因为穷。只要他手里有一丁点钱，他就不会掩盖自己的欲望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到他家时的一丝疑惑，可当时我以为自己灵敏的第六感错了，我劝自己不该这么以小人之心猜度他人。他们家基本上可以称得上“家徒四壁”，比我老家好不到哪里去，又高又厚的院墙门朝东开，新漆不久的院墙大门显得相当威严气派，两侧以细密的夜光灯镶嵌着一副繁体字对联：天增岁月人增寿；春满乾坤福满楼。横批：家和万事兴。院内的建筑和摆设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正南面的一溜四间房子才是主人的居室。屋内的结构与南方很不一样，南方的堂屋（客厅）、卧室和厨房都用实墙隔开；而这里的堂屋却很大，把厨房和一个居室都囊括进去了。堂屋靠东墙一字儿摆开两张床，我起初以为一张是杨非的，另一张是他爸妈的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另一张只有他妈，而他爸则被赶到另一间房睡去了。看来他妈跟他爸的关系不怎么样，而跟他却亲密得有些过头了。我悄声问杨非，他爸为什么跟他妈不睡一张床？他说他妈嫌他爸睡觉打呼噜，早在十多年前就把他赶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暗自感到有些不对劲，他妈连他爸这么点小毛病都不能容忍，生活中比这大得多的事一定也不能容忍。或许他爸妈现在的情形就是我们将来的样子吧？我一边坐在床边上，一边打量着这间光线不太明亮的屋子，特别是屋里的男女主人。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小方形的矮桌子，一位大娘正在用一把粗笨的菜刀在砧板上剁白菜，准备包饺子；一位大叔则安安静静地坐在靠墙的一张太师椅上，他们的眼神就像院子里那头老黄牛一样温和善良，看不出半分奸诈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定了定神，继而劝自己，也许是自己的感觉出错了呢？再说我跟杨非连证都领了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还能怎么样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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